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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综合  > 中苏建交并结盟是新中国第一大外交成果
中苏建交并结盟是新中国第一大外交成果
2019-11-07 14:19:21  来源:本站原创

[文/中国论坛专家于洪君,本文是回顾和评论新中国外交70年重大事件的系列文章之一]

1949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在建国仪式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将毛泽东宣读的公告信交给前苏联驻北平总领事蒂赫文斯基。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格罗米科通知周恩来,苏联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是当时新兴的东方集团的领导人,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它的国际影响力非同寻常。新中国一诞生,就得到苏联的承认。这是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一)中苏两党利益一致,为两国顺利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与苏联共产党有着非常密切的同志关系。毛泽东和习近平都说十月革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带到了中国。因此,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去苏联学习或在工作中休养生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杨尚坤、李李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曾在苏联学习或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个政权最初是仿照苏联建立的,被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苏联共产党参与中国革命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许多损失,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成员甚至在苏联遭到镇压,但中苏关系总体上还是相当密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苏联作为自己的家庭和对外根据地。

1948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立竿见影的。苏联出于自身的国际战略需要,不断加大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支持力度。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地方组织与苏联占领军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同年4月,苏联总领事马宁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政委高刚,并正式建议中共尽快成立解放泉区政府,以便苏联和东欧国家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援助。此后,斯大林派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列夫率领一个小组前往中国东北,帮助修复解放区的铁路。同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写信给斯大林,要求苏联派遣顾问和专家到东北帮助恢复国民经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开始考虑访问苏联,以最大限度地扩大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协调两党关系。尽管毛泽东的访问未能成行,但他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直接和频繁的电报联系,使双方关系更加密切。1949年6月,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在文章中明确表示,中国新政权建立后,外交应该“片面”对待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党的特殊关系成为两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前提。

(2)双方高级领导人的秘密互访为两国迅速建立外交关系做了最后准备。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访问苏联的计划由于各种原因失败了。双方最终同意,苏方将秘密派人来中国讨论中国革命和两国未来的关系。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共五位书记就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中苏关系的未来、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等问题进行秘密讨论。会谈中,毛泽东明确表示:新中国希望苏联尽快与我们建立友好关系。如果你愿意伸出手来帮忙,那会更好。周恩来在会谈中还表示,希望苏方今后向中国提供4亿美元贷款,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米高扬承诺,苏联可以提供3亿美元的援助,并派遣专家到中国工作。事实上,米高扬的访问是为了谈判苏联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

1954年10月,周恩来和米高扬签署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协议文本。

1949年初夏,由于毛泽东的不便,中共中央决定派党的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以便与苏联方面进一步讨论新政权的准备工作和中苏关系的未来发展。去苏联之前,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该指示说:中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后,中苏两国人民的密切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6月下旬,秘密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科瓦列夫陪同刘少奇前往苏联。代表团成员包括被任命为新中国驻苏联大使的邓立群和王稼祥,以及葛宝全和翻译施哲。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刚在沈阳与刘少奇一起参加了此次访问。

刘少奇及其政党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五次会谈。为了使会谈更加有效,刘少奇在征求毛泽东同意后向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刘少奇全面介绍了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战略,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新政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事安排等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它还涉及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战术、中苏两党关系的性质和方向、中苏冲突的共同解决、苏联方面对新中国的财政援助、中国海防体系和空军的建立、军工和海空军学校的建立、航空公司的联合组织、邮政、电力、海运和空运的开通、中国方面干部大学的建立、新疆的解放、东北货币体系的统一和文化交流。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表示支持建立新中国,并承诺实施一系列合作项目,如向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五年期贷款,年利率仅为1%,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对外宣传机构,以及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待遇和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建立等相关事宜。

8月14日,刘少奇和科瓦列夫带着220名苏联专家返回中国,其中大部分留在东北解放区。王稼祥等人留在苏联继续讨论双方的合作。从那以后,双方的人员交流变得更加频繁。

(3)新中国成立后,中苏迅速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个自然的举动。

1949年10月3日,新中国成立三天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苏建交的报告。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多年的王稼祥被正式任命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同一天,周恩来致电葛罗米柯,对苏联承认新中国和互派大使表示极大的欣慰。同日,中国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

10月10日,周恩来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吴彼等领导人和3000多名各界人士一起前往车站迎接俄罗斯驻新中国大使罗申。他在欢迎仪式上说:“中苏外交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15日,中苏友好总会出版的官方刊物《中苏友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我希望中苏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将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巩固”。第二天,毛泽东接受罗申大使提交的全权证书,高度赞扬苏联首次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认为中苏友谊“将越来越密切,有利于共同世界的持久和平”。

俄罗斯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递交承诺书

10月20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罗申。那天,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开北京前往苏联,周恩来去机场告别。王稼祥上任时,他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一号国书以及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声明王稼祥除了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之外,还作为外交部副部长负责中国在东欧的外交事务。此外,他还是中共中央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负责处理两党关系,并要求苏方照顾他。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的双重身份在国际社会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苏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呈现出“同志”、“同志”、“兄弟”、“邻国”的良好态势,各种情绪紧密叠加。两国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实际上是无障碍的。例如,张家口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瘟疫。10月28日,毛泽东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他考虑向北京空运400万份疫苗和10万份血清。此时,苏联派往中国东北的鼠疫预防小组已经完成了任务,正在回国,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派遣一个类似的防疫小组到张家口帮助预防鼠疫。斯大林很快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因此,一天后,毛泽东打电话给斯大林:“非常感谢你派遣专业医生、防疫队和大量药品到北京。”

这时,越来越多的苏联专家和顾问在中国工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代表团正在苏联考察、考察和疗养。一些有数百人甚至超过200人的游学团或游学团在苏联逗留了几十天,迫使中国发布通知并严格控制他们。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也全面展开。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成功地从苏联购买了第一批20架雅克-12军用飞机。11月,另一项决定是从苏联进口高射炮。所有这些事情不胜枚举。

(4)中苏战略联盟给新中国带来巨大红利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访问了苏联。双方当时非常重视这次访问,但由于双方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不同,最初的沟通并不顺利。后来,为了解决诸如缔结新的中苏条约等重大问题,苏联同意周恩来总理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谈判。双方最终缔结了一项为期30年的友好、联盟和互助条约。这意味着世界东方集团已经正式形成。

1949年,毛泽东主席访问了苏联。

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苏联再次承诺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低息贷款,同意将苏联从日本在中国东北获得的所有财产免费转让给中国,将以前由苏联经营的长途铁路改为中苏共产党,并在1952年后将所有财产免费转让给中国。此外,苏联在中国大连的行政权力,以及暂时由苏联方面托管或租赁的财产,将完全移交给中方。双方决定在石油、有色金属、航空和造船领域共同建立四家合资企业。双方还就苏联向中国提供一定范围的空军保护达成了有条件的协议。至于驻扎在旅顺的苏联军队以及大连港和中国铁路的归还,双方决定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毛泽东对苏联的成功访问和中苏友好同盟的形成是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个重大成就。他本人当时对此高度评价,说中苏双方“有着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充分理解和深厚友谊”两国的联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和苏联的繁荣,也将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和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事实的确如此。1950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第一批50个大型项目。1952年,中国制定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斯大林不仅提出了相关建议,还承诺提供长期全面援助。从1953年到1954年,双方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苏联承诺帮助中国建设和重建106个大型项目。这些项目为新中国未来综合工业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苏同盟建立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大大加快。依靠苏联的装备,1950年下半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航空部队和第一个海军沿海炮兵兵营,同时建立了10个坦克团。1951年7月至1954年10月,中国以贷款的形式购买苏联设备,完成了60个现代师的重组。一些设备用于朝鲜战争,一些也支持朝鲜。虽然苏联提供了大部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剩余装备,但它仍然是中国的先进装备,并在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大量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来到中国,双方军事合作开始全面展开。中国向苏联输送了大量军事和国防科技学生,大大加快了国防工业体系建设的步伐。自1951年以来,双方就苏联向中国有偿转让武器和技术签署了几项协议。通过学习复制,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完全匹配和现代化。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最初得到苏联的援助。

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同盟的战略意义得到了充分体现。1950年6月战争开始后不久,斯大林说苏联将尽最大努力为将要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战争期间,苏联的一些行动令中国不快,但总的来说,苏联仍然履行了它在互助条约下的义务。它的军事援助对中国军队来说是巨大和不可或缺的。在外交层面,双方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以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保持了密切接触。他们从未中断立场的协调与合作。

1950年,周恩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议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孤立并封锁了新中国。中苏友好同盟的立即建立和形成,不仅对中苏,而且对世界的均势和战略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在1955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5周年之际,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联合呼吁苏联领导人赞扬苏联方面“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提供全面、系统和细致的援助”他们强调,“这种友好合作和真诚援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建设的发展,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对世界的强大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同盟,对新中国本身、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关系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特别是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中苏关系出现了问题,中苏同盟形同虚设。双方从激烈的争吵变成了全面的对抗,几乎切断了所有的联系。因此,世界格局和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和苏联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这是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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